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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张国焘是被王明的一番话吓跑的，听起来比较儿戏，但这就是实际情况。

  王明之所以能让张国焘这么害怕，并不是王明长得有多么吓人，而是从王明嘴里说出的“托派”让张国焘不自觉的神经紧绷。

  王跟张国焘说，李特和黄超已经被定为托派分子处决了，话里话外也有将他定为托派分子的倾向，面对死亡的惶恐感立马传遍了张国焘全身，脑瓜子嗡嗡的。

  在十二月会议上，王明不仅否定了洛川会议上的观点，不点名批评了教员主张的“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”之外，还着重讲了中国托派的问题。

  陈独秀是托洛茨基钦定的中国托派领袖，因为跟托派的关系太过紧密，直接引发陈独秀的后半生变得很敏感，极少有人提起。

  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其他中国托派组织的成员，基本都是受到了托洛茨基写的《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》、《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》这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影响，才选择追随托洛茨基。

  陈对这两篇文章奉为瑰宝，因为这两篇文章，帮他完美解决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划分和归属问题。

  托当时为了反击斯大林和布哈林，在文章中直言不讳：“苏联布尔塞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，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，反对之独立政策，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。”

  陈独秀见到这样的说辞，犹如顿悟，拍案叫绝，当即就表示：“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。”

  托有关中国的文章不仅为陈独秀解了围，还在文章里为中国托派设计了相应的路线、方针，以及总目标。这也成了中国托派的理论基础。按理说，有了托的文章指导，中国托派应该能毫无阻碍的团结到一起，可恰恰相反。

  1930年前后，中国主要有三个托派组织，分别是“我们的话”派、“十月社”和“无产者社”。

  最先成立的是“我们的话”派，这是由一群被莫斯科遣送回国的留苏学生建立的，之后是陈独秀为代表的“无产者社”，最后成立的是以刘仁静为代表的“十月社”。

  刘仁静一开始回国的目的，是代表托洛茨基，将中国的托派组织团结到一起，但“无产者社”和“我们的话”这两派互相看不顺眼，主要是“我们的话”派不愿意接纳陈独秀，嫌他不纯粹。

  后来又发生了中东路等事件，陈独秀发表了不少文章批评“上海”，刘仁静看了这些文章后，觉得写得很有问题，开始转而批判陈独秀，最后刘仁静和一些老人又成立了一个“十月社”，跟先成立的两个托派组织打擂台。

  因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“你左，我比你更左。”、“你坚持，我比你还坚持。”、“你纯粹，我比你还纯粹。”

  看谁目的更纯粹，看谁原典阐述更精辟，看谁真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。凡变通的、调和的、修正的、妥协的一律严肃批判，无情打击。

  这三个组织完美践行了这一点，互相看不上对方，都觉得自身的理论和想法才是对的，对方的都是垃圾，不断的分裂、争吵。

 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三派之间互相指责、相互批判，围绕着中国革命的性质、任务、方针、策略、形势判断、组织体制等等理论和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、多层面的争论。

  他们的主要革命活动，就是开会、报告、争议、结论，将九成九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理论争论上，在各自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理论文章。基本没革命实践活动，所以实际影响力范围极其有限，也很小。

  就连托洛茨基都直言，没搞明白中国这三派有什么实质性的分歧，为啥就不可以团结到一起呢？

  最后还是托洛茨基亲自发话，并多次敦促，让这三派以陈独秀为领袖团结到一起，这三派才不情不愿的走到一起，成立了统一的组织。

  到了抗日时期，1937年10月左右，陈独秀以中国托派领袖的名义，派罗汉来到延安商谈，想要参与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。

  最后双方算是达成了一个基本合作框架，愿意脱离托派并承认自己在托派中错误的，能恢复党籍，不愿意的，也可以在党外合作一致抗日。

  但王明和康生回到延安后，强烈反对接纳中国托派，对陈独秀极为敌视，并放话抗日和什么人都能合作，就不可以跟托派合作，还给陈独秀扣上了一个领日本津贴的污名。

  张国焘当时回忆：“王明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，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，那还了得；如果斯大林知道了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他还说反对托派，不能有仁慈观念，陈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。”

  也不怪，年纪轻轻的王明，能在共产国际内部爬到这么高的位置，跟他极为敏感的政治嗅觉不无关系，的确有过人之处。

  王明是常年待在莫斯科的人，他对斯大林反托派的手段和坚决态度是很清楚的，对被定为托派是什么下场，都是亲眼目睹的。此后，为说明反托派的重要性，王明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，举了非常多的例子，将话说得很重。

  结果没想到，王明对反托派的极端重视，以及他对张国焘说的那番话，在张国焘那里发生了化学反应，直接促使张国焘下了叛党的决心。

  王明在跟国焘交谈时，不仅说了黄超和李特，还说了俞秀松、周达文等人，这些人以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跟王明等人争论过，后来跟张国焘一块到了列宁学院学习，毕业后辗转到了新疆工作。

  而王明直白的告诉张国焘，这些人在莫斯科的几次清党中，都没有露出破绽，这次他到了新疆，将他们逮捕审问，果然都是托派，自然也只有把他们惩之于法了。

  这些话，既带有威胁挑衅性质，也有几分“大仇得报”的扭曲之感，这让张国焘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：“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，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，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。”

  “由这种重大的刺激，我经过一番考虑，最后决定脱离。”这是张国焘写在明面上的叛逃理由。

  将自己叛逃的原因归结于王明，是张国焘的一种托词，王明说到底还是外因，虽说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，但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最终的原因，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。

  就好比鸡蛋需要适合的温度才能孵化，温度就是外因，但是不管温度多适合，石头永远都孵化不出小鸡。

  对于张国焘叛逃内因的一些分析和见解，我们在上一篇文章里已经聊过了。（点击即可查看）

  这种闲适是装出来的，张国焘就为了营造出一种松快的假象，好让人不再注意他，这样他就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最快离开延安的方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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